作为类型文学之一种，中国武侠小说由于武术的参与而凝聚了独特的民族风格与审美意蕴。武术，肩负了竞技与艺术的双重身份，它将人类的娱乐情感用肢体的方式加以展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一方面，武术进入作家的创作笔端，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另一方面，这些形态又建构和丰富了中国武侠小说趣味特性的生成。纵观中国武侠小说作品的多种质素，笔者以为，洋溢于文学作品中的“武趣”现象应引起我们的关注。本文借助中国本土文学理论“游戏观”，以观览武侠小说作品内在肌理与外在表征呈现。

一、中国文学之“游戏观”

中国文学传统的游戏观总是游离于正统文艺理论之外，作为一种潜在的观点影响着文学创作。远在先秦时期，古代文人就有过关于文学与娱乐、快适关系的言论，只不过相对于中国文学之“载道”说、“意境”论等主流学说，中国文学的游戏观往往处于一种边缘化的状态。中国文学之游戏观大致包含自娱和快适两部分内容。一方面，是从生理物质层面追求一种游戏与娱乐之感，它具体表现为文学“自娱”说；另一方面，则是从心理精神层面体验一种自由与自为的情绪，这可通过“发愤著书”说来详细说明。其实，“自娱”说与“发愤著书”说是中国文学游戏观的两个层面，二者在生成机制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笔者将从一个融合的视角来考察“自娱”说与“发愤著书”说，以期厘清中国文学之游戏说的具体情貌。

崇尚快心快事之文，强调文学的娱乐功能，成为明清时期的一股文学思潮。明代郑元勋较为深入地阐述了其文学自娱观：

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若使不期美好，则天地产衣食生民之物足矣。彼怡悦人者，则何益而并育之。以为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然六经不可加，而诸文可加，犹花鸟非必日用不离，而但取怡悦，不无今昔开落之异。若以代开代落之物，必勿许荐新而去陈，则亦幽滞者之大惑已。爰摘其尤，汇为兹集，密而怡悦，初不以持赠人。但念昔人放浪之际，每着文章自娱，余愧不能着，聊借是以收其放废，则亦宜以娱名。[1]1-2

以上引文出自郑元勋所编选的文集《媚幽阁文娱》。在该文集之序言中，郑元勋确立了其文学娱乐的观点，认为作文之旨要在于怡人之性情，若无法供人赏玩，即便是再好的文章也要烧毁。郑元勋将文学怡悦功能与“六经”并置，可见其对“自娱”说之重视程度。正如《〈绿牡丹全传〉叙》中所言：“夫传者，传也。播传于世，以彰忠贞义节；出于毫下，也有雪月风花。借其腕下之余情，以解胸中之闲垢，而悦目畅于怀，消其长昼之暇，并警闲者之安。”[2]312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流传于世，与其彰显忠贞义节的用心分不开。作者将内心的愤懑之情倾注于笔端，既能舒畅胸怀，又可警醒世人。清代《快士传》的编写者五色石主人，更为鲜明地道出了快适感于作文的意义。书中有言，古今妙文多写恨，“然但观写恨之文，而不举文之快者，以宕漾开发之，则恨从中结，何以得解？必也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然后□□破涕为欢，回悲作喜，则《快士传》不可不读□□”[3]150。在序言中，五色石主人还提及古人生平最恨与最快之事。人们所恨之事莫过于“郁郁不得志于初”，“而或遭时不偶，赍志以没”，而所快之事则是“异日之云蒸龙变，得大伸其志”。在序言的最后，作者又言一己之愿望，即让世人都能“有愿必成，有忿必泄，矢己必表之日星，救人必出之汤火，慷慨淋漓，不留遗憾，斯其快我心而并快人心为何如者！”[4]4-5由此可见，五色石主人因由快心之事而作这快士之传。该书作者从古代士人的角度来阐发人类内心之快感与文学创作之关系，认为圣贤发愤之作虽出自怨恨，但其终究功效总是能反映出一种快适的。所以，着墨之际能“运扫愁之思，挥得意之笔”，成文之时更能“翻恨事为快事，转恨人为快人”，破涕为笑，由悲转喜。如五色石主人所言，发愤之作与悲怨之辞均可带来心中的快适之情，那么对于赍志的难以实现和理想的未能声张，便成了士人在写作之中产生快感的动力。

对于小说作者的该种创作心理，王国维可谓了然于心。在《文学小言》中，他如此总结道：

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人之势力，用于生存竞争而有余，于是发而为游戏。婉娈之儿，有父母以衣食之，以卵翼之，无所谓争存之事也。其势力无所发泄，于是作种种之游戏。逮争存之事亟，而游戏之道息矣。惟精神上之势力独优，而又不必以生事为急者，然后终身得保其游戏之性质。而成人以后，又不能以小儿之游戏为满足，于是对其自己之情感及所观察之事物而摹写之，咏叹之，以发泄所储蓄之势力。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绝无文学家之资格也。[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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