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最开始是用来进行军事训练的，其本质突出技击性，目的为杀伤、控制对手。为了进一步发展武术教育，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应从青少年抓起，武术进入学校体育教育，1911年，马良等武术家破除武术隔阂，编写《中华新武术》，将西方体操的方法、教学手段及运动思想与传统武术相融合，在近代中国武术发展历史留下了浓重的一笔。1915年4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在天津举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议案，就是《拟请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该议案是由北京体育研究社许禹生等提出的[5]，这标志着从此中国武术正式成为学校体育课程的一项内容。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设立教育部，第一任教育总长是蔡元培。武术成为学校体育课程之一后，教育部颁布的一系列体育课程标准中，对武术在体育课中的课时与内容作了具体的规范，学校教师来自民间拳师、武术社团教员、专门武术学校毕业生，然而由于师资力量、教材、场地设施等因素，学校武术开展的普遍性不够。由于战事不断，不少武术家试图通过提高技击水平用于战场搏杀，抗战时期表现尤为明显。抗战期间，武术作为南京陆军学校的体育教学内容，重点是劈刺，以刺枪为主，刺剑为次，培养良好的技击术及作战的勇气。武术作为学校体育课程内容之一，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武术的教育地位，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培就尚武国民的教育手段方法，促使武术得到普及，拓宽了武术的发展领域，同时也促进了自身的发展。武术进入学校体育课(见图1)，学校课堂式的集体教学手段革新了旧时武术师徒继承的单一传授方式。武术被作为教育内容，是武术在发展过程中质的飞跃。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武术的认识，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学习武术，并开始用近代体育原理对武术进行改造。

图1南京地区某学校开展武术课Fig.1A martial arts class in a school in Nanjing

民国时期南京在培养武术师资方面也有所发展。1912─1927年这16年内，当时的中国创办了27所体育学校并设置了体育专修科系来培育专业的师资队伍。1918年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南京的北极阁下成立，这是中国近代体育人才培育的重要地点所在，其设立武术课来培育武术专业教师。1933年中央国术馆在南京创立国术体育传习所，后于1936年更名，便是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它设置有新武术、十路弹腿、四路查拳、八极拳、形意拳、太极拳、对打、刀术、剑术、棍术、中国摔跤等课程。然而，尽管南京政府颁布了体育课程相关制度、法规的文件，这些规定大多是纸上谈兵，并不能解决武术教育中的实际问题，很难说明当时武术教育的实际状况，而且，其本身多为脱离学校武术教育的实际。由于师资力量不足、经费缺乏保障等原因，武术课程施行得不到基本保证，在实施过程中并未产生多大效果。

3 民国时期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创立及功能

民国期间一大批武术组织在南京地区先后创立，这些组织大体分两类：一类是研究型学术机构，如1912年成立的“体育研究社”；另一类是民间娱乐、教育型武术机构，像上海精武体育会。武术机构提倡“尚武精神”，武术在南京的社会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武术变成了一种教育方式，它让长久萎靡的民族精神得以振作，造就了国民的尚武风气，起到“强种保国”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出现的各种武术组织，一方面对武术在社会上的普及、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理论研究，包括武术史、传统拳术、西方体育影响下武术的发展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处在这一阶段的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影响很大，武术遭到巨大摧毁与打击，至解放战争结束前，武术组织已经到岌岌可危的境地。

3.1 中央国术馆的创立

民国时期是武术发展由传统到向近代的重要转型期，受当时政治、文化影响，这段时期各种不同思潮激烈交锋，在土洋体育之争、国术馆机构的成立及民间武术社团等因素的推动下，武术的内容、形式、理论、价值功能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接推动了南京武术的发展。时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西北军驻南京全权代表的张之江和李景林等在1926年建立了“武术”研究所，之后更名“国术”研究所。张之江指出：“国术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国粹，应该将它从民间向上层推动”，同时向中央申请将武术改成“国术”，“国”——强国强民；“术”——技巧和艺术(可防身、可强身健体、修身养性)，提高武术的重要性。1928年，张之江等人向南京国民政府的申请获得批准，在“国术”研究所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国术馆。中央国术馆属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经费由财政部拨发，所以说中央国术馆是政府教育机构。鉴于习武人的特殊习惯，中央国术馆在管理上非常简单，最高管理机构是董事会，下设教务处、编审处、训育处、总务处等四个处室，分别主管教学、编教材、训练及后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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