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武术研究的应然走向

发现问题固然重要，而从问题发现者转变为问题解决者则更为重要。面临立项增长问题、整体研究实力问题、研究人才队伍问题、研究成果绩效问题的中国武术研究，如何提高发展速度与质量？如何提升整体的研究实力？如何培养出更多、更优秀的武术研究人才？如何确保研究成果效益？对于武术研究者而言，真正切实可行的答案，就是扎扎实实做好中国武术研究。立足时代所需，以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导向，努力破解中国武术亟待解决的诸多难题。

2.1 夯实中国武术研究“向回走”

近十年国家社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武术研究项目关注最多的是“向回走”的研究路向。“向回走”最为明显的特征是基于武术事实描述，试图回归武术生产“现场”进行发掘整理和保护传承，具体表现为武术历史研究和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在武术历史研究中，研究对象、方法和视角日趋多元，呈现出高度综合性特征。研究对象有关于“武术思想”的“新中国武术思想发展史略（刘祖辉，2010）”“中国武术思想史研究（杨祥全，2012）”；关于“拳种演变”的“从福建南拳到琉球唐手、空手道的文化变容研究（翁信辉，2015）”；关于“少数民族武术”的“中国苗族武术史料搜集、整理与研究（张忠杰，2014）”；关于“区域武术”的“明清商帮与区域武术文化发展研究（张银行，2016）”等；关于武术“专门史”的“民国武术社团研究——以中央国术馆为例（虞定海，2012）”“中国武艺岩画的历史文化研究（郭玉成，2017）”“中华优秀传统武术剑文化传承体系研究（冯香红，2018）”“精武体育会研究（1910—1949）（丁守伟，2019）”等。在研究方法上，“中日武术（道）文化现代化进程比较研究（周兰萍，2011）”“武术家口述史研究（赵光圣，2013）”“明清少林武术古籍珍本校释（魏真，2015）”“少数民族武术文化影像志（徐泉森，2016）”等的“比较研究”“口述史”“古籍校释”“影像志”等已经成为武术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在研究视角上，“中国武术的离异与回归：民国武术史研究（李吉远，2014）”“精英·国家·大众：武术发展百年变迁的社会学研究（李文鸿，2015）”“君与君不与：中国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张君贤，2017）”中的“离异与回归”“精英·国家·大众”“君与君不与”已经成为中国武术史研究的新视角。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9]，深化中国武术研究就必须要夯实武术历史研究，在“求真”与“求通”中理解和认识中国武术，在历史与现实的互构中解读和阐释中国武术，在武术与社会要素的互动中跳出“武术”看“武术”，切实增强中国武术解释权和话语权。中国武术研究应继续丰富武术历史研究内容，譬如抗战武术史、武术拳种史、重要典型武术人物史等。同时，用更加多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将“明清”“民国”“百年”“近代”以外的研究对象纳入到武术研究的学术链条之中，让武术历史研究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宏观走向微观，全面奠定中国武术研究的坚实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的中国武术研究中，新技术、新场域、新视域不断出现。以“中国武术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的研究（戴国斌，2014）”为代表的数字化采集存储，成为新技术在武术非遗抢救保护和传播展示中的新应用。以幼儿武术教育为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视域下的幼儿园武术教育研究（高健，2015）”，以传承人为主体的“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现状调查研究（陈振勇，2016）”，以博物馆学为视角的“博物馆学视阈下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研究（王震，2016）”，已经成为武术非遗研究的全新场域。另外，从“文化空间”“文化生态”着眼的“中华武术发展的自然生态及文化生态的当代呈现研究（杨建营，2010）”“中国武术‘文化空间’的秩序调整、重组与跨越研究（吉灿忠，2012）”“中华武术的文化生态研究（温搏，2013）”“中国武术发展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薛欣，2013）”“非物质文化传承下我国西部地区红拳的保护与发展研究（姜霞，2014）”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已经具体到不同地域、不同拳种，突破了武术保护本身，发展为对其生存与传承环境的微观保护和现代治理。因此，在中国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中，应该继续探讨新技术、新手段在抢救性保护中的应用研究，努力为中国武术的多样性增添一段完整的文化记忆；在生产性保护研究中，努力唤醒人们对武术的记忆和认同，促进武术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为中国武术生命力的延续贡献优秀的理论成果与思想智慧。

文章来源：《武术研究》 网址: http://www.wsyjbjb.cn/qikandaodu/2021/0709/1692.html